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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肝炎A型病毒3型（DHAV-3）是引起鸭病毒性肝炎的重要病原之一，严重威胁肉鸭养殖业健康。虽然已有研究揭示其感染可引发强烈的I型干扰素（IFN-I）反应，但病毒在不同感染阶段如何与宿主先天免疫系统博弈仍不清楚。研究者推测，宿主的关键免疫分子如IFIH1、IRF7和MAVS，可能在DHAV-3感染的不同阶段承担差异化的抗病毒功能。中国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以北京鸭原代肝细胞为模型，系统分析了DHAV-3感染后IFN-α、IFN-β及八种相关先天免疫分子的表达变化，通过基因干扰与过表达实验揭示这些分子在不同感染阶段的调控模式，从而阐明宿主对DHAV-3的动态免疫机制。
IFN-I动态变化与功能验证
研究团队首先检测了DHAV-3感染后I型干扰素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IFN-α的转录水平在感染早期短暂上调，随后被病毒显著抑制，而IFN-β持续升高并在24小时达到峰值。Western blot结果进一步证实了IFN-β蛋白水平显著高于IFN-α，表明病毒感染过程中存在阶段性的干扰素响应。IFN-α与IFN-β蛋白的检测采用了 AtaGenix提供的高特异性兔源单克隆抗体，确保了蛋白水平结果的准确性。接着，利用小干扰RNA敲低IFN-I后，病毒复制明显增加；而过表达IFN-α则能有效抑制病毒复制，说明IFN-I，尤其是IFN-α，在DHAV-3的早期防御中发挥关键作用。
Figure 1. DHAV-3感染后IFN-Ⅰ和细胞因子表达的变化
基因干扰与过表达体系验证
在正式探讨各免疫分子功能前，研究人员首先对实验体系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针对八个关键基因（IFIH1、IRF1、IRF7、MAVS、RIG-I、TBK1、TLR3、TLR4），分别设计了小干扰RNA（siRNA）和pcDNA3.1载体过表达质粒，并在北京鸭原代肝细胞中进行转染。通过qRT-PCR验证结果表明，构建的siRNA与质粒系统均具有高效且特异的调控能力，能够在原代鸭肝细胞中稳定地实现基因沉默与过表达。该体系为后续研究不同免疫分子在DHAV-3感染中的功能差异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基础，也保证了后续病毒复制与干扰素调控实验的准确性与可重复性。
Figure 2. 通过qRT-PCR测定的基因沉默和过表达效率
免疫分子在DHAV-3感染中的调控作用
在感染模型中，研究者系统分析了八个与I型干扰素通路密切相关的宿主分子（IFIH1、IRF1、IRF7、MAVS、RIG-I、TBK1、TLR3和TLR4）在DHAV-3感染不同阶段的调控效应。通过基因干扰与过表达实验，揭示这些信号分子在病毒复制与干扰素反应中的作用并非固定，而是随感染进程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差异。
在感染初期，研究发现IRF7与TLR4在宿主早期防御中发挥关键作用。干扰IRF7或TLR4后，病毒复制量明显上升，说明这两个分子对DHAV-3的早期抑制至关重要。相比之下，TLR3的敲低反而降低病毒复制，提示其在早期可能被病毒利用。与此同时，IFIH1与MAVS的过表达均能有效限制病毒扩增，并伴随IFN-α和IFN-β表达上升，其中IFIH1主要增强IFN-α信号，而MAVS则同时激活双型干扰素。综合来看，IFIH1–MAVS–IRF7通路构成感染早期的核心抗病毒信号轴，通过快速诱导干扰素分泌抑制病毒复制。
Figure 3. 基因沉默和过表达对DHAV-3复制及IFN-I反应的影响在6小时后的反应
在感染中期，宿主与病毒的免疫博弈出现转折。此阶段，IRF7和TLR4的敲低反而导致病毒复制下降，而MAVS与IRF1的过表达却出乎意料地促进了病毒扩增，尽管这两种分子均上调了IFN-α与IFN-β的表达。这一现象表明，在病毒复制中期，DHAV-3可能通过调控MAVS信号途径“挟持”宿主干扰素系统，以自身复制为代价激活炎症反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IFIH1与TLR3的过表达依旧维持强烈的抗病毒效应，显示出这两种分子的信号稳定性更高，不易被病毒反向利用。
Figure 4. 基因沉默和过表达对DHAV-3复制和IFN-1反应在12小时后的效应
在感染后期，多条信号通路的调控趋势再次发生变化。敲低IRF7、MAVS、RIG-I、TBK1、TLR3及TLR4均导致病毒复制显著增强，而其过表达则普遍抑制病毒扩增，说明这些分子在感染后期重新恢复了抗病毒功能。尤其是IFIH1在整个感染过程中始终保持对DHAV-3的抑制作用，并持续促进IFN-α表达；MAVS与IRF7的过表达亦能明显增强IFN-β水平，提示宿主在感染晚期重新激活了典型的干扰素抗病毒机制。总体来看，IFIH1充当稳定的抗病毒“执行者”，而IRF7与MAVS则在不同感染阶段之间切换角色，在早期与晚期发挥抑制作用，在中期则可能被病毒短暂利用。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动态调节的抗病毒网络，使宿主在维持免疫防御与防止免疫损伤之间取得平衡。
Figure 5. 基因沉默和过表达对DHAV-3复制及IFN-I反应在12小时后的效应
I型干扰素与病毒复制的关系
研究进一步发现，I型干扰素（IFN-I）的表达动态与DHAV-3的复制水平呈明显负相关关系。总体而言，当IFN-α与IFN-β表达被诱导上升时，病毒复制受到有效抑制；而当干扰素信号受阻或被过度激活时，病毒反而能获得一定的复制优势。尤其是在感染中期，MAVS与IRF1的过表达虽然显著提升了干扰素水平，却伴随病毒复制增强，提示过度的IFN信号可能被病毒逆向利用以干扰宿主免疫平衡。此外，不同免疫分子对两种干扰素的调控方向并不一致——IFIH1主要促进IFN-α的表达，IRF7更倾向于上调IFN-β，而TLR类分子在不同阶段则表现出双向调节作用。这些差异共同揭示，宿主并非持续释放干扰素来抵御病毒，而是通过精细的信号调控在抗病毒防御与避免免疫过度反应之间维持动态平衡，从而保证组织稳态与感染控制的双重目标。
Figure 6. 基因沉默和过表达对DHAV-3复制和IFN-1反应的影响
本研究系统揭示了DHAV-3感染中IFIH1、IRF7与MAVS的“阶段特异性”抗病毒作用：IFIH1在整个感染周期中持续抑制病毒，是稳定的抗病毒执行者；IRF7与MAVS则在不同阶段表现出功能转变，在早期主导抗病毒反应，中期可能被病毒部分利用，晚期再次恢复抗病毒效应。研究强调，宿主的先天免疫反应并非单一防御机制，而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其调控结果取决于感染阶段及信号分子间的协同关系。这一发现为理解鸭肝炎病毒的免疫逃逸机制及相关防控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中用到的IFN-α与IFN-β高特异性兔源单克隆抗体，源自 AtaGenix独有的 Xten™ Mab 单B细胞单克隆抗体开发平台。该平台基于单B细胞免疫筛选技术，具备高特异性、高稳定性、高亲和力与高多样性的优势，可快速获得针对多物种、多靶点的功能性抗体，广泛应用于病原学研究、信号通路分析及新型疫苗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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